作者：钱静
1
院门右边的路上，站着一个人，眼睛看着我们这边，细看，是郑小泉。村里的人背地里说，他神经有问题。他呆呆傻傻的，几乎不说话，你跟他说，他只会笑。听说，他五年前去了十多公里外的天坑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有人说，他被天坑里的怪物吓傻了，有的说，他中了坑里的毒气。人们问他，进天坑看见什么、闻到什么，他笑而不答。
矮处手臂粗的枝干锯掉了。以前，我只能爬三米高，今天到五米就不能再上去了。杨海能爬，在我六七米高的上面，当然，我们是交错着的，他东我西，或他南我北，这样避免树枝掉下来砸到我。
我和杨海相处有五六年了，把我和他拉近的是一件事。一天下午我去田里看秧苗，走上一个小斜坡，看到一条沟渠里一双脚成V形一张一合，像把要剪破天空的剪刀，然后又像作揖，上下摆动。我走近看，是杨海，他肚皮朝上，双肩夹在沟渠里，手无法动弹，舞动脚也不能让他起身，像一只石板上肚皮朝天的乌龟。我忍着笑，像摇一截树桩，花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拽出来。他说挣扎十多分钟了，因为怕招来很多人而丢脸，一直没有喊，只用脚来求救，还好碰到我。
“昨天体检，你的也是脑血液不稳定？”杨海说完，手上锯断了一根树丫，树丫掉到地上，槐树下的杜春把它拖到一边。
昨天县疾控中心来村里体检，检查心脑血管，女的外加妇科。检查心脑血管的时候，脑袋上套一个头盔一样的东西，上面两根线，连到一个收音机大的显示器上。显示器有两个表盘，上面有一些刻度，刻度每隔一段标着数字，一根红指针在上面摆来摆去，像根拒绝的手指，看不出什么意思，只有医生才看得懂。我问看显示器白白胖胖的男医生，我的脑血管有没有问题，他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脑供血有些不稳定，脑子里的影像不清晰。我站在一旁，见他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。那指针，还真是根否定的手指。我们问要不要医治，他说不用。
“是啊。”我说，顿了两秒，又说，“难道全村人都一样？”
杨海扒开脸上的一条树枝说：“有两个不一样，喏，一个是正在看我们的郑小泉。”他拱着嘴向远处的郑小泉指一下，“另一个是傅永会。”
傅永会住在村北边，七十多岁，听说是北京来的知青，回不了城，在我们这里娶妻生子，跟女婿女儿生活在村里，大儿子在市医院工作。土地承包到户时候他当过两年村主任，好土地分给自己，粮食年年丰收。从村主任位上下来，村里好多人都恨他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画起画来，有一年还拿到市里展览，成了画家。我没见过他的画，见过的说，他画的都是些破房子、枯树、光屁股女人。
人们都说，他为什么不画村里的洋楼、白花朵朵的大槐树和穿衣服的姑娘，这分明是要砸我们“文明村”的牌子，有人说他老不正经。这几年，他对村里人也不大来往，几乎没有朋友，路上见了，一副冷冷的态度。我们都认为他傲气十足，对他慢慢由不喜欢，变成讨厌。男人们见他，向地上吐口水，女人见他，远远地让开，巷子里实在让不开，贴墙站着，等他过去了才走。
“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”杜春仰头问杨海。
“这两个人脑子影像清晰，连小问题都没有，正常得不得了。”杨海笑嘻嘻地说，一片树叶挡住他的鼻子，让他的表情残缺不全。
“你听哪个说的？”杜春又问。
“医生刚要上车，我问了，看仪表盘的医生说的，就是白白胖胖那个。”
“一个精神病，一个老不正经，真是怪了。”我说。
“难道我们也要变成精神病和不正经，血管和影像才正常？”杜春自语似的说，手里提着一根树丫砍削着，他的话我们还是听见了。
杜春是我奶奶堂妹的孙子，和我是表兄弟，我们常聚在一起喝酒闲聊。杜春七年前大学毕业，在城里做了两年的快递员，辛苦且工资不高，回来了，在自家山林围下一片地做养鸡场，父母帮照看，他说现在有两百多只鸡。有时我家里要用鸡，去他那儿，他都是便宜价给我。他喜欢吃动物肠子，猪肠、羊肠、鸡肠、鱼肠，就连菜叶的茎须也不放过。他吃过所有能吃的肠后，觉得还是鸡肠更入口，他说：“鸡肠的那股香和嚼劲，有种说不出的好。”我有时想，他是否因为喜欢吃鸡肠才养鸡。
阳光穿过树梢，来到身上，像一件轻薄衬衫，不轻不重。每经过这里，我都会停下脚步，仰头看树一眼，随后，目光下移，停留在它根旁的土地上。
风呼呼吹，几片橙黄的树叶斜斜地飞，像受伤的蝴蝶，有的落到西边菜地，有的落到东边晒场。风并不甘心，仍不倦地翻动着树叶，像要把它们叫醒，让它们重回枝头。
槐树根离晒场边一米多，在矮处，晒场比它高七八十公分。槐树比我岁数还大，大很多，也就是说，它所看到的人事比我看到的还多。树根一抱还围不过来，两米以上枝丫分开，向四周伸展，高达二十多米，每到春夏季，枝叶繁茂，阳光落下来，大半个晒场被它遮挡。蜜蜂在白色的花蕊上停留、飞舞，热热闹闹，仿佛是它们的露天会场。我前面八九十米远，就是我家院门，站在院门口能闻到飘散而来的槐花香，有许多蜜蜂飞过头顶，奔向槐树。
杨海曾对我说：“是该修理修理了，我那块菜一到秋冬季落得到处是树叶。”
树叶落到地里倒是小事，主要是这几年烧柴贵了，砍下一些枝丫，也算减少点开支。厨房里虽然用上了电，但也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比如请客吃饭，可以多烧两个炉子。
这棵树第一次修枝，是在五年前，那一次是杨海上树，我没有上去。这一次，我应该上来，人一辈子总不能三米高都突破不了吧。不过，头是真的晕，我的左手紧紧抱着树干。
该砍的几乎都掉落地上，整棵槐树稀疏了些，地上堆满了枝干和树叶。我和杨海从树上下来。
槐树下是家里的菜地，听父亲说，爷爷死在地里后，奶奶没有再种菜，在上面栽了三棵槐树，一棵两个月后枯死了，一棵长得慢，两三年不见长一截，最后也干枯而死，只有这棵，倔强昂扬，长势良好。父亲说，这棵树脚正是我爷爷侧躺的地方，“他嘴和鼻子都流血，可能是你爷爷的血滋养了这棵槐树，才让它长这么高。”如果真是这样，每朵花、每片树叶都有他血的养分。看着地上砍下的枝丫，身上的肌肉一下收紧。转念想，不可能吧，它早被五十多年的岁月冲走了。
爷爷生前，上过初中，在村里是唯一的高学历，时常跟人讲古论今，言语直率，说这人不是，那人不是，得罪了村里好多人，人们看不惯他夸夸其谈的样子，同时对他的不留情面报以怨恨。五十二年前，村长听信一个神汉的话，让每家每户从分到的粮食里匀出一碗，或大豆，或玉米，聚拢来烧成灰，撒到田地里，边撒边念几句词，这样可以增加粮食收成。如果谁没贡献一碗粮食，生产队便以破坏生产之罪，给予惩罚，来年粮食少分三斤。爷爷不仅不贡献一碗玉米，还在村里的墙上贴了大字报，上面写着：粮食增收，靠的是粪肥、勤快，不是靠巫婆神汉，献出一碗米，全家少吃一天粮。王良才。村长认为，爷爷不仅想让群众饿肚子，而且还煽动人们反对增产增收，不能轻饶，便撤下墙上的大字报，来到家中找爷爷，奶奶在做晚饭。奶奶以为他只想批评爷爷几句，便没放在心上，告诉他爷爷在菜地里浇水。村长从家里出去，进了几户人家，叫上几个人，一起去菜地，边走边说爷爷居心不良，敢写反动大字报，简直翻天了。村里好多人早就对爷爷卖弄学问的样子见不惯，听了他的话，恨得牙痒痒。
爷爷提着水桶准备回家，村长把大字报展开在他面前，问是不是他写的，他说是。村长给他脸上一巴掌，其他人蜂拥而上。他被打倒在地，五六个人拳打脚踢长达二十分钟。他口鼻流血，最后被一个男人踢下晒场，滚到地里，蜷缩着。村长见他不动，怕闹出人命，才叫身边的人回去。奶奶赶到，把他背回家，午夜时死在床上。两天后，奶奶疯了，半年后跳了崖。
杨海跟杜春一起削带叶子的枝丫。我回家骑来那辆破摩托，把削下的枝丫捆到后座上，一趟趟运回院子里。
我第三趟回到晒场上，有三男两女五个小孩在晒场边摘树叶玩，其中一个是我女儿小双，八岁，上小学二年级，另一个男孩是杨海儿子，跟我女儿同岁，其他三个我不认识。村里一百多户人家，这些年，我很少走门串户，小孩一茬茬出生，八九岁以下的小孩，我多分不清谁是谁家的。杨海站在树根旁，一只脚搭在晒场边，嬉笑着问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：“你祖祖还画不画不穿衣裳的人呢？”小男孩手里捏着一片树叶，低着头，把脸侧向一边，不回答他。他还在追问：“说啊，他还画不画？”杜春提着一根枝干砍削，脸上微笑着。
孩子低头站了一会儿走开了。另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男孩手里捏一根枝条，走近杨海，眨着一双大眼睛说：“他刚才跟我们说，他祖祖说了，昨天医生检查，好多人的脑子里有许多小人，就他祖祖跟那个疯子没有。”
“他真这样说？”杨海脸上的笑消失了，扭头看向晒场边低头折树叶的小男孩，杜春手里停下来，看着杨海面前的男孩。
“不信你问他。”男孩手指一下远处的小男孩。离男孩两米远的杨海儿子对杨海说：“他真说过。”
2
“老头说我们脑子里生娃娃，这不是侮辱人吗？”杨海刚坐到饭桌边就说，他好像相信了孩子的话。天色已黄昏，院子里风噗噗地吹动墙边的槐树枝，刘梅把一碗猪排烧土豆端上桌，浅笑着看杨海一眼，走出去了。小双和杨海儿子把菜扒到饭碗里，坐在门外吃，边吃边叽叽咕咕说话。
“他说我们都是女人呢，脑子里有小孩做窝。”杜春双手拄在大腿上，咧嘴笑。我对傅永会没什么接触，即使路上碰见，也不打招呼。他好像对谁都看不惯，我们也看不惯他对人冷冰冰的样子，能画几幅画有什么了不起啊。说实在的，我对画画也不懂，在村里画光屁股女人，终究是伤风败俗。他把我们都说成女人，真是过分。
“饭吃完，我们去问问他，到底我们脑子里有没有小人。”杨海喝下一口酒说。
我说：“你俩去就行了。”
“怕什么，拿出你以前的狠劲儿，在他脸上吐一泡口水。”杨海又接着说，“我还记得，前年，你提着砍刀把阿三撵得满村跑，想不到你平时温温和和的，那次倒是把我吓着了。”他呵呵笑着。
我用筷子指指饭桌说：“往事不提了，吃菜。”傅永会没对我怎么样，我怎么会朝他脸上吐口水，杨海把我想成什么人了。
我说：“别乱来，好好跟他说。”
“当然，我咋会乱来，不过，人要对得起我们村，他一个外地人，来到我们村，不能砸了我们‘文明村’的牌子，这是良心，他咋就不懂呢？”杨海把一块瘦肉塞进嘴里，筷子摆到碗上，腮帮勤奋地磨动着。他的热心肠在村里相当耀眼，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，他在一个山崖下翻地，一辆拖拉机飞下对面三四十米高的山崖，眼睁睁看着拖拉机落在斜坡上，车斗里的五个人被扔出来，在斜坡上木头一样滚。他赶忙丢下锄头跑上斜坡，一个个察看，最后背起一个满脸血污的女人往镇上走，路上不管碰到谁都说赶快去救人。后来有人笑话他，只会救女人，他咧嘴笑，“莫乱说，她都不会哼叫了，救人先救重。”幸运的是，那五个受伤的男女，医院里住了三四个月，最后都陆续出院。
刘梅坐到我身边，端着一碗饭，默默吃菜。刘梅不是话多的人，我们男人说话，她一般不会开口。
我给杨海和杜春添了一回酒，杜春没有接，我自己的酒杯添了一点。我喝酒少，不想醉酒后身体难受。我原来就交代过的，能喝多少是多少，谁劝酒，谁他妈滚蛋，这俩家伙还算有点耳性，我交代后，没劝过酒。
杜春端起酒杯向杨海敬酒，说他是他婶婶的救命恩人，很感谢。杜春婶婶就是出车祸时杨海背到镇医院的女人。杜春说：“有你这样的好心人，是村里的福气。”杨海笑得脸上褶子乱爬，摆摆手说：“一村人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说完跟他碰了杯。
杜春端着酒杯转向我：“杨海夹在水沟里，你救了他，是我恩人的恩人，也是好人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救人一命胜过喝酒吃肉。”跟他碰了杯。杨海尴尬地笑笑也向我敬酒。
杨海像要摆脱水沟事件，把话题转到傅永会上。“傅永会以前为什么留在村里不回城？”他脸上似乎有答案，只是问我们是否知道。他脸没有红，但醉意横行。
我摇摇头。“为什么？”杜春反问他。
“没结婚，他媳妇肚子就现形了，哪回得了城。”他喝一口酒说。刘梅白了他一眼，对刘梅的白眼他没放在心上，呵呵笑着。这个我倒没听说过，也许是真的，城里人谁会平白无故留下来。
“这就叫‘一失足成千古恨’。”杜春说。
恨不恨，只有他心里知道，我没法判断。杜春沉默几秒说：“有一次在娱乐场上，他跟我大叔聊天，我站在旁边，他一个人叨叨个不停，说他儿子小时候如何如何懂事，在医院里研究的项目如何如何高端，还有，他一张画别人给了几千的价，我大叔只顾点头，他整个话傲气十足，显得自己多了不起，好像别人渣渣都不是，我听了想吐，转身走开了。”
这个我没法说，因为我几乎没见过他跟谁在一起聊天。
以上皆为节选，
详情请参阅《四川文学》2022年1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