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李光彪
昨天晚上，雷声轰隆，炸破天空，雨哭哭啼啼，下了一夜。
我不知什么原因，做了一夜的恶梦。
清晨去上班，看到办公楼前湿漉漉的广场上，那棵差不多有办公楼高的雪松被雷劈头盖脸拦腰折断，枝叶有的落到了地上，有的依然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如挂在“光杆司令”身上须须柳柳的破衣服，一副伤心伤肝的样子。
陆陆续续上班的不少同事走过路过，都觉得很奇怪，我是一棵被移栽进城市的树，也为那棵半条命的雪松而忧伤。此刻，故乡的树就从我记忆的深处源源不断冒出来，浓荫如盖长满了我记忆的天空。那一棵棵高的、矮的、粗的、细的，叫得出名字的，叫不出名字的，一山山、一箐箐、一坡坡绿油油的树，是山里人祖祖辈辈的衣食父母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日日夜夜，山里人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树，少不了树。
老家的人就连起名字，也少不了带个“树”字。乳名有叫小树宝、小树生、小树梅、小树兰之类的，学名有叫李树荣、李树成、李树花、李树美之类的，都与树有关。尤其是婴儿夜间啼哭不乖，就会拜树为“干爹”，向树“讨名字。”此时，父母就会请先生用红纸写一张字条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贴在村口的大树上。我们一群早起读书的娃娃看见，就会好奇地盯着红纸条念：“天青青，地绿绿，我家小儿半夜哭，君子过路念一念，一觉睡到太阳出。”故乡的每一个孩子对这首童谣耳熟能详，都是念着树上的“小儿郎”红纸条长大的。
老家的人并没有高深的文化，也不懂修辞手法，却经常以树拟人，以人喻树。说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是“木头木脑”，说那些脾气倔犟的人是“纽松桐”，说那些一根葱的小伙子是“白杨条”，说那些窈窕淑女是“风摆柳”，说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是“老枯树”，说那些偷奸耍滑站在旁边不干活的人是“树神”，说那些成长缓慢的人是“树骨桩”。不论是褒义贬义，大家都不计较，直来直去，说说笑笑，以树取乐，幽默诙谐。
老家的村庄，只要有方寸土地，都会栽上树。每个孩子呱呱坠地，父母都会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栽下一棵树，预示着树长多大，孩子就会长多大。特别是端午节那天，家家户户都遵从“五月端午，栽棒槌都会成活”的古训，倾巢出动栽树。你家栽，我家栽，家家户户都载上桃树、梨树、板栗树、核桃树、山楂树、柿子树、香椿树等果木树。不仅端午节栽树，春节还要在院子里栽一棵又高又直的云南松，欢欢喜喜过年。可是，那时没有生根粉，移栽技术落后，“年松树”只是节日的一道风景，点缀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渐渐枯萎的松树就被当作烧柴晒在柴码垛上了。
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享福。”爷爷生前在菜园埂上栽的那棵被村里人称为“树王”的柿子树，却令我们眼馋。柿子树又高又大，宛若一把大伞，到了火把节前后，柿子逐渐成熟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，就会互相推着屁股，偷偷爬上树，摘几个绿色的柿子，放在火上烧吃。或是做个记号，悄悄埋在水稻田里，五六天后再掏出来，洗干净，柿子的涩味没了，吃着又甜又脆。转眼到了中秋节，柿子全部成熟，阿爹却看得很紧，砍很多刺，把柿子树脚栅栏得严严实实。可是，我们另有高招，就地找一棵瓜架当梯子，爬上树和鸟争食那些早熟的柿子。收获的时候，阿爹哼着调子，把柿子一筐一筐摘下，绿的削皮晒柿饼，黄的柿子与酸木瓜一起放进土陶罐里。五六天后，柿子捂熟，阿爹又一层稻草一层柿子小心翼翼装进箩筐，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挑去马街卖。因为元谋马街县城天气炎热，喜欢吃柿子的人多，总是比在家门前的狗街、猫街能卖点好价钱。阿爹每年去马街卖柿子回来，都会顺便给我们兄弟姊妹带回几粒糖果和几个酸角，让我们解解馋。
但对于我来说，除了柿子树，最钟爱的还有院子里那棵和我朝夕相处的杏子树。
村里人常说，我能走出大山，全靠有阿妈这棵弯腰树。可阿妈却说，我能走出山外，全靠院子里那棵弯弯的杏子树。
杏子树是阿妈从山背后嫁来那年，从外婆家带来的“嫁妆树”，也是阿妈亲手栽的结婚“纪念树。”
那时，杏子树和阿妈一样年轻，结出的杏子跟桃子一样在。阿妈把杏子背到狗街和猫街小镇上，总是能卖好价钱。每次回来，少不了要给我买回几粒糖果，或是买回全家人生活用的煤油盐巴和肥皂洗衣粉。记得我第一天上学背的书包、写的铅笔和字本，就是阿妈用卖杏子积攒下来的钱替我买的。可是，年幼无知的我见阿妈不在家里时，就约来村里的小伙伴，把背柴用的背索、皮条拴在树丫里荡秋千，或是攀上树丫又摇又闪，把树当轿子坐，压得杏子树弯弯的，树叶触到了地上，阿妈回来看见，就用吆鸡棍抽我的屁股。当我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时，阿妈总是把我拉进她的怀里，心疼地对我说：“莫哭了，听阿妈的话，要是杏子树死了，以后阿妈就没有钱给你买书纸笔墨了。”
直到后来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用阿妈种菜、养猪、卖杏子积攒下来的钱读书，才明白阿妈为什么要用吆鸡棍抽我的原因。可惜，院子里那棵弯弯的杏子树再也无法长直，像阿妈驼了的腰。
在我的眼里，厚厚的大山就像一道铜墙铁壁，把小小的我禁锢在山里；高高的大山就像一道石门槛，把小小的我拦在山里；延绵不断连着天边的大山就像一把锁，把我紧紧锁在山里，也把树锁在山里，树和我一样是山中的一员。树不惧风寒，不怕酷暑，悄悄地、静静地、默默地长在山坡上、箐沟旁、小河边。只要有方寸能站住脚跟的土壤，树就会生根、发芽，撑出一片绿荫；只要能接纳一滴雨露，一缕阳光，树都会开花、结果，树，就像山里人一样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。树的一身，从头到脚，都有用处。嫩叶可当菜食，或当茶叶泡水喝；躯干直的可做木材，弯的可当烧柴；根可做药，能治百病。山里人不仅生产用的锄把、刀把、犁把少不了树，而且，生活中的起房盖屋，做床打柜，凳子、桌子、甄子、水桶、砧板瓢勺都是用树制成的。
树是山里人最亲密的朋友，每个人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，结婚时，男的少不了要用最好的树做一张红油漆喜床，女的少不了要用上等的树做一张红彤彤的嫁妆柜。真是人人如此，活着离不开树，死了也少不了要用树做成棺材陪葬。生生死死，人与树相依相偎。
树和我家祖祖辈辈有缘。爷爷是旧社会时村里的头人，村庄背后的那座山叫凤凰山，既是村庄的坟山，也是村庄的靠山。村庄里都有约定成俗的规矩，一年到头，实行家家户户轮流看管“拿山”。可是，有的人家看到偷砍树的人，却撕不开面子，认为都是“同喝一井水、同烧一山柴”的村邻乡党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本着“教育为主，处罚为辅”。因此，年年封山，年年很多树被人偷砍。爷爷为了护住村后那山树，就假戏真演，让奶奶在全村人吃午饭时故意去偷砍村后的树，被“拿山”的人抓到后，并按村规民约杀了自家的猪，请来全村人来家里白吃了一天，以示惩罚，明示众人，树是山里人的命根，不可轻易乱动。从此，爷爷以身作则护山护树的故事，在十乡八里流传至今。
叔叔是个木匠，一把斧头，几把锯子，几个推刨，几支凿子，帮人家架梁竖柱，安门做窗，制作家具，干了一辈子的木活，吃了一辈子的“树饭”，是个响当当的手艺人。
我也不例外，儿时生活在山里，享了不少树的“福”。春天，嫩生生的香椿芽可以弥补我的书纸笔墨钱；夏天，那条最渴望的游泳短裤和避暑背心，就是用树上采下的“雀嘴茶”“乌鸦花”换来的；秋天，那瓜菜当饭的岁月，就是从山上砍来椽子木头换来的粮食度过的；冬天，上学提的火盆里暖烘烘的炭，就是用树疙瘩烧成的。和树在一起，就像和父母在一起，和哥哥姐姐在一起，温暖又幸福。
在山区老家，水是生命之源，火也同样是生存之源，取暖、烤蒸、煎煮都少不了火。生火少不了柴，每年到了寒冬腊月，生产队就会统一放几天假，停工让各家各户背烧柴。大家按照村里的规定，互相邀约，蚂蚁驮盐似的涌向指定的山头，间伐那些成不了材、弯弯扭扭的灌木林，背回家晒干后当柴烧。由于规定砍柴的时间较短，在背烧柴的那几天里，是全村男女老少最辛苦、最忙碌的时候，家家都磨刀嚯嚯，拎着柴刀、斧头，穿上羊皮褂，带上皮条、背索、背板、背架，你追我赶，一趟又一趟来回上山“狗撵羊”似的砍柴背柴。几天下来，家家户户的门外就垛起了大堆大堆的柴码。柴码垛也就成了衡量劳动力强弱和农家勤劳的尺码。但是，砍柴也有规矩，坟山、靠山属于封山，是不可轻易乱砍的。在哪一座山砍柴，必须由村里共同商议决定，然后在规定时限内到指定的山头砍柴。而且，有人专门用一根“六尺杆”挨家挨户丈量柴码，不能多砍。如果谁家遇上红白喜事，就适当放宽一点尺码，多给一点指标砍柴。多少年来，人保护着树，树养育着人，情同手足，相伴相生。
树和我的成长一样，也经历过风风雨雨，也有过惊涛骇浪。“大炼钢铁”的年代，大片树木被无辜砍掉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，村里除坟山继续统一管理外，大部分山都像土地一样承包给了各家各户。随着烤烟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，不少人生怕政策改变，以砍柴烤烟为名，杀鸡取卵，蚕食了不少的树木。政府立即出台政策，开始对烤烟煤进行补贴，推广改灶、改厕、改电等工程，那些“鸡窝灶”、“老虎灶”被洗心革面，电通进了农家，沼气得以利用，柴火便成了替补的燃料。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一场洪灾，警醒了人类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，开始实施“天保工程”、“退耕还林”补助农民钱粮等政策。前几年，又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使山有其主，树有其母，很多人明白了树是人类的朋友，是人类生存的衣食父母，明白了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”的道理。自觉地护树、爱树、种树、管树，把原来一直当柴烧的树木，也当作田地里种植的庄稼，精心管护，潜心经营。有的买山、租山、包山，有的种桉树、种果树；念起了“山经”，唱起了“山歌”，把致富的钥匙伸向了山门，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树林。
这些年春节回老家，我突然发现村里的那些柴码垛矮了很多，少了很多，渐渐消失了，袅袅炊烟也几乎看不到了。
如今，老家的人也进城打工的打工，读书的读书，树也跟着人源源不断进城。我所在的城市在不断创建园林城市，生态城市、森林城市、旅游城市、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，街道旁、广场上、公园里、小区里、龙川江边、青龙河畔，每年都要栽很多大树。这些树都和我一样，是上了年纪的树，大多数都水土不服，冬天害怕霜雪，还要穿衣戴帽。倒是我认识的那些为数不多豆瓣香、黄连木、滇朴、雪松等三四种本土大树，该落叶时落叶，该发芽时发芽，告诉我春夏秋冬季节。
关于这些大树的来龙去脉，听说是来自于乡村修水库、修公路，树必须牺牲让步，所以大树被移植进城，也有的人说大树是被人偷盗买进城的。不管大树怎样进城有多少版本，我没有深究过，但这种吹糠见米的场景我也目睹过不少。
我也是一棵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树，偶尔写点小文章，很多人夸我有文才。我笑笑：不错，我是木材的材，比文才的才还多过木字呢。有时，自己不知道城市生存的法则水有多深，说话像木材一样直来直去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不少朋友善意提醒我，说话要像那些缠在树上的藤蔓学会绕。但树一样禀性的我客居城市多年，每当看到那些水土不服的大树，栽了死，死了又栽时，如痛失亲人，就会想起老家的那一座座山，那一棵棵亲密无间的树。
不知不觉，就到了中午下班时间，我走出办公楼，想不到“雷打树”已被清除，重新栽上了一棵几乎一模一样的雪松，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为这种神速的“移树补景”大吃一惊。而且，那棵补位站岗的雪松枝繁叶茂，彻底颠覆了我长期以来“树挪死”的陈旧观念。可令我纳闷的是，那些和我一样土生土长的树，都来自远山和村庄，它们都是古树、老树，被活生生挖断根，“妻离子别”强行移栽进城，树干上挂满了“打吊针”的输液袋，就像我患了癌症透析时满身插满针管的岳母，心中的疼痛只有岳母知道。
没过几天，办公楼里爆炸出一条与“雷打树”有关的消息，主事的领导被纪检清走了。
人树相依偎，树的伤痛，只有树知道。
2021年8月19日
[作者简介] 李光彪，笔名虎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。散文作品见于《文艺报》《云南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青年作家》《中外文摘》《天津文学》《长江丛刊》《边疆文学》等。已出版《随笔漏拾》《沾满泥土的情绪》《母亲的气味》3本书。《故乡的眼睛》等9篇散文入选全国高中、中小学语文测试题。《一根稻草》等8篇散文入选王剑冰、贾兴安、耿立等主编的年度《散文优秀作品年选》。通讯地址：云南省楚雄市阳光大道文化活动中心楚雄州文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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